《中华读书报》2001年2月28日“读者看法”版，发表了包崇肖先生写的一篇题为《著书不立说》的文章，读后颇有同感，觉得包先生讲得言之凿凿，确可信据。只是例举前辈作家的正确导向时，说到“丁玲曾提出‘一本书主义’。”
众所周知，“一本书主义”，是1957年文艺界批判“丁玲、陈企霞反党集团”时强加给作家丁玲的罪名之一。记得当时报刊上批判丁玲时，全是引用她讲的这句话：“只要写出一本书，就谁也打他不倒”。
1988年6月，老诗人公木回故乡辛集小住，我在陪他活动时，得知当年他担任中央文学讲习所所长，并多次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的批判丁玲的会议。便随口谈到丁玲那“一本书主义”。没想到公木先生真诚地说：“其实，丁玲同志并未宣传‘一本书主义’。她只是对一二期学员讲话中，提到‘不要粗制滥造，写几本不好的书，不如写一本好书’，这样说，是对的。”
近读《新文学史料》（2000年四期），在徐刚先生（时任文讲所党支部负责人）撰写的《文学研究所———文学讲习所》长文中，也谈到关于丁玲宣传“一本书主义”的问题。他说：“第一期的学员怀疑是丁玲在第二期讲的，第二期怀疑是在第一期提倡一本书主义。但我们在这里长期工作的人员认为是没有这件事的。”
在那个风云突变的年代，涉及到作家的言论，有的是以讹传讹，有的是子虚乌有，丁玲的“一本书主义”就是这样以假乱真的。
